就行使权利的消极面向而言，主体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第132条）。

而且，理论上普遍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二者在方法和立场上存在继受关系。[28]据此，介入因素成了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关键着力点。

[56] 接着来看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正是因此，在极为看重司法实务判例立场的日本学界看来，大阪南港案引发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例如，在日本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行为人在第一现场对被害人施以暴行，致其颅内出血(致命伤)、丧失意志，接着行为人将被害人运到第二现场(大阪南港材料仓库)后离开，在被害人昏迷期间，第三人(未被查明身份、未被抓获)用四棱木棒殴打了被害人的头部，造成了被害人的提前死亡(以下简称大阪南港案)。例如，在石锦林、田文柱重大责任事故案中，石锦林(机车驾驶员)、田文柱(装煤队队长)、董汝福(值班员，因事故死亡)三人各自都违反了相关的操作规程，并且，三人的违章行为环环相扣，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不过，在具体的判断思路和规则上，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上述批评是对概念的吹毛求疵，将客观注意义务的概念适用于故意的作为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禁止风险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客观的注意义务亦是如此。此外，由于始终需要维护人类的主体地位，未来法学的研究还必须均衡考虑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必须进行法社会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甚至必须考虑伦理学方面的相关成果。

正因如此，有学者以人工智能的监管为例指出，几乎所有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的法律相关研究，都仍将法律作为一个常量处理，但是，如果要更为全面地认识人工智能与法律之间的关联，则有必要将法律也作为一个变量。具体表现为：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形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正逐渐多元化。它并非不分巨细地关注未来社会的所有变迁，而是侧重于从社会变迁和法律调整的角度关注未来社会变迁的法律意义。虽然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无法企及与人类相媲美的高度，但不难预见的是，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在未来社会中，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终将在某一刻横空出世。

【关键词】人工智能以人为本法律规整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通过赋予主体某些权利或者课以某些义务的方式，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以上示例足以表明，任何制度安排的背后，均涉及对利益分配和风险分配的考量，而这种考量，又往往涉及道德或者价值的问题。

因此，对于未来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防控，在制定行为规范时，应当重视对隐藏于法律规范背后的利益和风险进行衡平，从而正面引导各方的行为，以实现风险防控的目的。犯罪分子实施的是跨空间作案，大多数案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现场，缺少或基本没有犯罪痕迹，也没有受害人或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指认。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种发展既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包括价值观念的变更。形象一点来说，现存的社会现象只是一粒种子，为了确保它在未来世界中长成人类需要的模样，必须借助未来法学这把剪刀加以裁剪，方不至于任其野蛮生长，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例如，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义务的当下，在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设计时，就必须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而且，随着科技、生物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完全有可能超越进化限制，走向自主进化的道路。因此，就未来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领域而言，应当重点关注制度建构和制度建构背后的基本原理。但是，人类借助科技成果摆脱自然进化的行为，并非没有任何界限。

例如，对于网络空间的规整，其涉及的利益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一国的领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网络空间的规整应当重视国际合作。甚至还有人正在从事人机结合的研究，以期实现人类意识的上传或下载。

就此而言，即便未来法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事物的未来状态，但鉴于人性的稳固性，在具体研究中绝不能背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之所以对医疗技术的应用作出严格限制，旨在维护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稳定和谐的生活秩序。

如前所述，未来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未来世界的新型法律现象，它所侧重的是现有事物的未来形态，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未来法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仅处于胚胎状态，由此导致未来法学的研究素材较为匮乏，极大地考验着研究者观察现今问题的敏锐度与建构未来事物的想象力。例如，在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中，如果不承认无人驾驶汽车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风险只能由产品研发者、驾驶人或者制造人负担，在以上主体并无过错时，只能认为损害属于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承担的不幸后果。最后，未来法学研究中的多元利益平衡应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私法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原理，而法律行为效力的设计则是实现这些原理的手段。即便不会使人类灭绝，人类也绝难接受与机器人共同治理社会、分享资源的局面。科技就是一个受制于价值判断的评价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使无人工厂、无人超市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从事生产、交易等一般的经济活动。而我国的科学家们则率先提出了人工智能2.0的概念，将人机混合智能作为其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如何维护人类的自由也将是未来法学必须解决的问题。其父为她制造了一个外貌、身材，甚至声音都与斯图尔特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也同样涉及该问题，有观点认为，历史地看，法律可以赋予公司等法人地位，甚至承认非法人组织（比如合伙）也可以享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在未来时机成熟时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地位，也未尝不可。不仅如此，与物理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空间，也逐渐改变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使得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向。

传统法学通常以既存的社会情势为研究对象，其研究任务在于通过新的调整手段解决这些既有社会情势中的法律冲突。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共同的利益表现为：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或者新兴技术等不断发展，在未来社会中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人类族群内部的竞争，而很可能是人类与非人类的群体之间的竞争。目前绝大多数的法学理论研究者只专注于探究传统的法学问题，对未来法学的研究内容不屑一顾。

即便是意识到未来法学研究重要性的学者，也大多只是从自身学科着手研究问题，未能形成全局观，缺乏统一原则指导，不免存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一方面是与人工智能的竞争。

（二）社会关系的变更使既有的法律、法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 从历史上看，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最新的科技成果促成的社会关系变革，正冲击着基于传统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体系。新的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但是，由于人类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片面性，我们并不能以上帝视角洞察这些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的存续带来哪些风险。

人类是作为一个族群而整体存在的，对于那些虽然能够完善个体，但却不利于人类整体存续发展的科技成果，应当进行严格限制。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借助智慧和伦理规范，才能使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为了确保对未来法学的研究能够始终服务于该目的，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维护人类主体地位是未来法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价值立场 尽管随着科技成果的日新月异，当今人类社会已然面临着诸多前所未闻的法律难题，但其中，惟有人类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才是勾连未来法学与传统法学，并因而能够为未来法学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核心所在。现如今，机器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专业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公共安全以及空间探索等各个领域。（二）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是未来法学研究应当秉持的利益观 首先，未来法学应当注意平衡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

对于换头术而言，也同样会面临以下难题：在法律上，换头之后的人的人格与换头之前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的话，以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然都需终结。在这一古老而恒久的话题面前，未来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既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全面的效用评价，很多时候也不能进行后果计算。一方面，应当严禁以增强功能为目的对体细胞和生殖细胞进行编辑。

其次，未来法学也应当注意平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数据原生者、衍生者、交易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间，谁才是这些数据权利的主体，数据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公平占有数据和抑制数据垄断，如何合理使一个数据、数据权利和个人因素受到侵犯如何进行救济等，都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